悲壮的绝唱

20世纪90年代初，青年女作家方敏以《大拼搏》等三部中篇小说登上文坛时，曾被已故著名评论家冯牧先生赞誉为我国“第一个专门以发现无限丰富、无限壮观的大自然的生物现象为对象”的作家。近年来她又创作了一部《大绝唱》，被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纳入“生命状态文学”丛书于最近出版了。按照丛书主编的构思，这套丛书（还包括陈自仁的《猴徙》、金曾豪的《鹤唳》、薛屹峰的《鳄踪》、王树槐的《命运之角》），“意在希望作家打开视野，把目光投向人类以外更广阔的生命领域，通过自身以外生命的认识和思考，来观照人类世界，从更本质的层面上探索文学与生命的意义”，提倡作家“走向大自然，走向整个生命物种，将生命的和谐发展作为审美关照的”对象。不管“生命状态文学”这个创作口号，能否在文学的科学中和在文学的发展中经得起检验，以大自然和自然与人为题材以及以动物甚至低等生物为活动角色的小说，却肯定能在文学的大家族中保持应有的地位和生命力。关于这一点，只要读读小说《大绝唱》就能得到足够的鼓舞。

我认为《大绝唱》是这类被称为“生命状态小说”或“动物小说”中富有创新意识的一部作品。小说所写的，是在早期社会阶段上或人类初涉的原生态地区，人类与其他种群———河狸、花狗共同享受大自然（主要是丰饶的九曲河）的恩惠；随着种群的繁衍，自然资源的日渐匮乏，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延续，开始以霸权的姿态占领、消耗和破坏自然资源，为害以至杀戮河狸。我们知道，河狸在美洲印第安神话传说中，是创立原始功业的“文化英雄”，筑坝是他们完成的最有代表性的原始文化功业。小说中正是选择筑坝作为重要情节、也是河狸的功业来描写，但，对于河狸的命运而言，真可谓：成也筑坝，败也筑坝。尽管河狸也在其种群繁衍的同时增加了族众，并对来自人类（沙田村人）和自然界（九曲河水减少）的威胁进行了顽强的反抗和搏斗，但毕竟因其相对弱小和低能，最终在强势的掠夺和杀戮下，无可挽回地走向了灭绝。在小说中，首先，在筑坝和拆坝中以其顽强而立下不朽功业的雌狸蘑菇头和雄狸白爪子，在与人类的较量中壮烈殉难；次之，沙田村人修筑拦河大坝，部分村民在北岸建立居民点，使河水断流，河狸面临家园丧失之时，年迈的雌狸大粗腿和雄狸黄胡子成为猞猁的口中之物；继而，浩浩荡荡的河狸家族在九曲河流域遭到全军覆没、种群灭绝的命运。悲乎哉！在这场河狸种群灭绝的大悲剧中，尽管女孩尖嗓子的“人性善”、男人长腿的温情、以至沙田村的第一代创业者男人白头的宽容，都无法阻挡人们、甚至无法阻止自己去做不愿意做而又必须做的事情。如作者所言：“沙田村的人们，都不会以杀戮和灭绝河狸为快事。但是，他们却这样做了。”这才是悲剧的真意之所在。在这场悲剧中，当然也还有其他的因素，如天敌猞猁和花狗。猞猁在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中成为胜利者。花狗作为人类的朋友和帮凶，在河狸种群的灭绝上，其功莫大焉，但最后却没有逃出被人类抛弃的下场。

小说不是科学原理的通俗演绎，更不是科学原理本身，虽然作者在写作这部小说之前就研究了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自然观，领略了达尔文的自然是“由成万个楔子紧密排列而成的弹性面，受着连续不断的敲击”的进化论，在观念上不能不以这些先驱者的理论为模式，但她所写的，却是一部以具有不同个性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为对象的小说。掩卷而思，从小说的整体来品味，它虽然不排除透露着某种象征的意味，但它毕竟不是寓言故事，而是对社会现实的活生生的艺术再现。在这里，作者的视野所及，头脑所思，不是当今人类社会的诸种现实的矛盾冲突，而是另一种现实的矛盾冲突，即人类在“人与自然”这一永恒的和谐与冲突中所发生的悲喜剧（更多的是悲剧）。除此而外，《大绝唱》与一般的现实题材的小说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